古代如何打造诚信 ( 2019年02月19日 )

　　诚信，是一个社会不乱的基础。“上不信则无以使下，下不信则无以事上，信之为道大矣”（唐·吴兢《贞观政要·诚信》）。国家如果没有创立诚信体系，那么，社会势必多变，古人说，诚信乃国家之“宝”。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唐朝是封建鼎盛时期，信用，尤其是其初年，对于诚信极为推崇。那么，那时是如何建议诚信的呢？

　　一、国家层面，建议诚信执政

　　隋朝末季，李渊起事之时，着意收拢人心，隋恭帝义宁元年（617年），“（李）渊至西河，慰劳吏民，赈赡穷乏”，受到了苍生的拥戴，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为了政治、军事形势必要，李渊委任了不少文武官员，“手注官秩，一日除了千余人”。那时官场常规是“补官者皆给予符，谓之告身”（《唐志》），可是，军书旁午兵马倥偬之际，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可做“告身”的资料，于是，李渊大笔一挥，在纸上直接就写某某人负担当责什么官，而后，“受官皆不取告身，各分（李）渊所书官名而去”（《资治通鉴》卷一八四）。可见，唐朝的创始者在那时的诚信度之高，巨匠信赖李渊不会食言，所以，即即是不符合正常“手续”的任命，也照样为之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跟着李渊打江山。

　　公元626年，唐太宗李世民从唐高祖手上接过大唐江山，为了一洗前朝积弊，冲击官员腐败，整顿吏治，太宗皇帝动了一番脑筋。

　　为了摸底官员群体中究竟哪些人是贪官，唐太宗用了个“小举措”——秘密差遣亲信成心去行贿要害局部的官员，“上（唐太宗）患吏多受赇，密使摆布试赂之”（《资治通鉴》卷一九二）。说是“试赂”，实际上是“垂纶”。有饵料，果然就有“鱼”上钩，“有司门令史（掌管天下城门关口之籍赋的官员）受绢一匹。”唐太宗当即派人把这个司门令史抓了起来，而且要杀他以警诫其他官员。这时，民部尚书裴矩就说：“为吏受赂，罪诚当死；但陛下使人遗之而受，乃陷人于法也，恐非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意思是说：作为官员贪污受贿，有罪当死，可是，皇上您成心派人去“行贿”勾引官员，而且还使他受贿了，实际上是掉臂诚信，有意挖了个“陷阱”让他掉进去的，这恐怕与“用品德引导苍生，用礼制去同化苍生”的古训相违背吧！——唐太宗究竟是到家气量宽宏的一代明君，顿时明了其话外之音，知错即改，而且很高兴地把这件事通报给在朝五品以上文武官员，并暗示即便严于执法，也不得掉臂诚信，还把敢于进谏的裴尚书大大地贬抑了一番。

　　公元627年，有官员向唐太宗上书献计献策“请去佞臣”。唐太宗就追问：“佞臣脸上也没有符号，如何分辨佞臣呢？”那个上书人就给皇帝支了一招，说：“陛下召见群臣谈话的时候，不管岂论对错，您成心当廷发怒来试验大臣们，那些执理不屈、依然连结原则的人便是直臣；那些畏惧您的权威而屈服顺从您的人，便是佞臣了。”尽管唐太宗善于纳谏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但他不是个脑筋不转弯的君主。唐太宗想，这分歧去年的“试赂”类似么？哪能再玩这类不讲诚信的小技能花样？！于是，他对大臣们说：“君，源也；臣，流也；浊其源而求其流之清，物业，弗成得矣。君自为诈，何以责臣下之直乎！”——诈，即为不诚信，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君”如果不讲诚信，将何以率先垂范，驾驭众臣，治理国家？唐太宗严正声明没必要小霸术治理国家。照当初的话来说，治理国家是项巨大的系统工程，用些小霸术玩些小聪颖虽然在某些方面能达到一时的目的、必然的成绩，可是，长远而言，从大局来看，绝对是得失相当。

　　李世民是个十分善于借鉴历史的皇帝。他曾多次对近臣和宰相们说：“周得天下，增修仁义；秦得天下，益尚诈力。”周与秦获得天下后，两个分歧朝代最高统治者的施政方针有着巨大反差，李世民指出包括国家诚信在内的“仁义”建设使得周朝坐江山接近800年，而秦政府一意“诈力”，不修仁政，不讲诚信，总共才统治15年，二世而亡，也就不够为怪，“此修短之所以殊也”。

　　《贞观政要》卷五中的记载则更能显露出唐朝初年统治者对于诚信建设的重视。

　　贞观十年（636年），大臣魏征向唐太宗上奏说：“臣闻为国之基，必资于德礼；君之所保，惟在于诚信。”（《贞观政要》）意思是，为臣听说治理国家的基础，肯定依靠德行礼义；国君的包管，只在于老实信用。既而，他又论述：“诚信立，则下无二心；德礼形，则远人斯格。”意思是，老实信用创立了，那么臣下就没有异心；德行礼义形成为了，那么远方的人就会来归正。被唐太宗视为“镜子”而极其借重的名臣魏征，此一番话与唐朝初年政府积极打造诚信有着渊源。

　　唐朝初年统治者的治国共识是：“德礼诚信，国之纲领。”德行礼义、老实信用乃是国家执政的纲领。如此，则肇始了盛唐欣欣向荣、繁盛富强的政治经济场所场面。

　　二、初唐社会，讲诚信蔚然成风

　　唐高祖武德九年（626年）春，万泉县丞唐临负责该县的狱政，那时万泉县大牢里关押着十多个囚犯。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又下了场及时春雨，正妥当春耕收获。唐县丞耽心囚犯家里误了农时，就同意囚犯先回去忙农事，约好一忙完田里活计后，要当即回来连续坐牢。囚犯们都作了应许。于是，“（唐）临纵之，使归耕种”。农忙一过，所有的囚犯一个得多地“皆如期而返”（《资治通鉴》卷一九一）。执法者的人性化执法与信任感动了囚徒，使得原先的违法者也变得讲诚信守诺言。这个事例传为千古美谈。以本人的性命与长进为囚犯作保证的官吏唐临，业绩突出，后获重用，累官至吏部尚书。

　　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年），“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不是因为那时的刑罚轻，而是“德礼诚信”的治国纲目潜移默化地教化了苍生所致。

　　《资治通鉴》卷一九四中的一则记载更加验证了那时社会重诺守信之风。贞观六年（632年）年底，“帝亲录系囚，见应死者，闵之，纵使归家，期以来秋来就死”。古代执行死刑一般都在秋天，因为要过春节了，唐太宗就释放死刑犯回家与家人团聚过年，而且还扩大到全国监狱系统，“仍敕天下死囚，皆纵归，使至期来诣京师”。让死刑犯过完年，本人来京城蒙受正法。这个风险实在是太大了！可见唐太宗时期政府人性化执法水平，同时，更表现出那时执政者极强的执法自信。

　　妙就妙在那些奉命回家过年的死囚也遵守“游戏规则”，第二年秋天，也便是贞观七年（633年），“去岁所纵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无人督帅，皆如期自诣朝堂，无一人亡匿者”。一个也没有少，全部按时按点地回来蒙受死刑惩罚。一时之间，唐太宗也被这些守诺言讲诚信的死囚所激动，放宽了对死囚犯的惩罚。这样的门径在古今中外历史上凤毛麟角。

　　唐朝诗人写过一首《江南曲》：“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这虽是一首闺怨诗，物业，可是有其写作布景。经过初唐的开疆辟土，唐代疆域相当辽阔，商业很发达，从事商品远途贩卖、长年在外经商的人群日渐增多，商人重利，跋山涉水，那时也不流行带着老婆做生意，商人的妻子难免要空闺独守，过着孤单寂寞的生活。文学来源于生活，这个社会问题就反映到了这首《江南曲》中来了。诗人“化身”为一个独守空闺的少妇，异想天开，说潮水虽然不是人，可是它“讲诚信”，每到必然的时候，都会涨潮，因而嫁给一个不信守诺言的商人还不如嫁个弄潮之人，他还能随着有“诚信”的潮水按期回来与妻子共享于飞之乐呢！

　　其实，普通人的想法最直白、实际，孤寂苦闷的少妇但愿本人只顾赚钱的丈夫能重闺房之约，成为一个讲诚信的丈夫，不让期望的人等待得太久。从唐代盛行闺怨诗来看，类似于瞿塘贾之妻的想法不在少数。同时也反映出那时整个社会对于不讲诚信不守诺言是唾弃的，反之，讲诚信的人格外受到青睐。

　　三、君臣上下，个人视诚信为至宝

　　对个人来说，正如孔子所言：人无信不立。《说文解字》中也评释道：“诚，信也。”“信，诚也。”老实无欺，信守诺言，言行相符，内外如一等等，这些都是一个人讲诚信的符号。

　　唐朝第二个皇帝李世民之所以在历史上成为帝王楷模，除因为他奠定了唐朝二百八十九年的基业之外，同他的个人魅力也不无关系。讲诚信便是唐太宗李世民一个很重要的人生标签。

　　如史料记述，李世民是在感觉到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进攻迫害的情形下，于唐高祖武德九年（626年）发动了玄武门事故，先下手消灭了太子与齐王势力。血雨腥风，那时情形下，提心吊胆，尤其是原来同太子与齐王有关系的官员们，都耽心战场上滚过来的血气方刚的李世民会再用血腥的手腕来办理他们。这样的忧虑不是没有事理，李世民的追随者们也确实“欲尽诛（李）建成、元吉摆布百余人”。可是，李世民没有驳回，而是很明确地宣布：“凶逆之罪，止于建成、元吉，自余党与，一无所问。”这样的调子一确定下来，人心底定，李世民稳稳当外地坐上了皇太子位置，并实际掌握起大唐王朝。通俗观念认为，人一富贵，嘴脸会变。登上权力顶峰的李世民究竟会不会信守诺言呢？那时，谁也猜不透。

　　最能显露李世民品格的是在他成为成功者之后的默示。“政敌”李建成的心腹、在玄武门事故中与李世民对抗的将军冯立、谢叔方，得知李世民不查究历史问题时，都被动向朝廷自首。而另一个逃入终南山的李建成的心腹将军薛万彻，这人极其谨慎，不相信李世民真的会放过他，就带了几十个兵连结躲在山里“打游击”。为了表现朝廷宽大为怀，“世民屡使谕之”。几次过后，当薛万彻多方探听得知李建成昔时的手下确实都没有受到冲击后，终于出来见李世民。李世民当着文武百官的面说：“此皆忠于所事，义士也！”（《资治通鉴》卷一九一）于是，这三位将军分袂被从新委任官职，而且尽心办事，颇有政绩。尤其是薛万彻深得唐太宗赏识，在唐朝平定突厥、消灭薛延陀部，以及征讨高句丽时，带兵兵戈，智勇过人，屡立大功，唐太宗将本人的妹妹丹阳公主嫁给了他。

　　李世民讲诚信守诺言，当他掌权后，诚恳重用了原先李建成一系的一批德才兼备的属下，如魏征、王珪、韦挺等，他们效忠于李世民，殚思极虑，副手李世民成为一代明君。

　　唐中宗时期的大臣萧至忠，曾与朋友约好某日于街中某处相会。到了那一天，突然下起大雪来，家人都劝说他不要赴约了，可能派个仆人代他去告知朋友，改约他日。可是，萧至忠认为：“焉有与人期，畏雪不去？”连结亲自去赴约。萧至忠在约定地点，立于雪中等待了很长时间，雪下了一尺多厚，那个朋友才来。后来，萧至忠官至宰相，“及登廊庙，居乱后邪臣之间，不失其正。”（唐·刘肃《大唐新语》）即便唐玄宗后来因为政见分歧将其正法，可是依然发自内心地赞颂萧至忠：“我为社稷计，所以诛之。然其人信美才也。”讲诚信，总是受到人衷心称赞的。